陳琳：科技自立自強中的民企擔當

　　陳琳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有能力、有條件的民營企業要加強自主創新，在推進科技自立自強和科技成果轉化中發揮更大作用。”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廣大民營企業依靠技術創新實現轉型升級，由從小到大、從弱到強，不斷發展壯大，日益成為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和推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中的生力軍。

　　一、創新型國家建設需要民企添磚加瓦

　　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的快速發展，我國工業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建成了體系完整、產能巨大的工業體系，成為產業體系最為完整的制造業第一大國。在此背景下，自2006年首次提出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戰略目標以來，就需要統籌發揮國有企業的支柱性作用和民營企業的廣泛性特點。

　　在此期間，民營企業持續在產品、技術、管理等方面開展創新，已經成為我國技術研發、產品升級、科技成果轉化的重要主體。據不完全統計，民營企業在科技創新領域同樣具有“56789”特征，即：民營企業貢獻了50%以上企業研發經費支出、超過60%的發明專利、70%左右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國家級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和90%的高新技術企業。根據《國家知識產權局2022年度報告》，我國發明專利授權量前10名企業中，民營企業占據7席。

　　這些數據充分表明，民營企業已經具有較高的技術創新能力和研發成果質量，已經成為推動實現國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生力軍、集聚科技創新要素的重要載體。

　　二、“大國重器”需要民企攜手攻關

　　《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明確指出：鼓勵民營企業根據國家戰略需要和行業發展趨勢，持續加大研發投入，開展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按規定積極承擔國家重大科技項目。

　　過去幾年，中國空間站、嫦娥五號探月工程、“奮斗者”號載人深潛器、墨子號量子通信衛星、C919大飛機等一系列重大科技項目取得重大且實質性的突破。這些“大國重器”的背后，既有“國家隊”的接力攻關，也有“民間高手”的默默耕耘，因為隨著現代科技日益發展，專業分工和精細化程度也越來越高，每一項重大裝備項目的突破，需要成百上千家企業的通力合作。

　　以高鐵這張“國家名片”為例，每一輛“復興號”動車組，總共包含50余萬個零部件，其中不乏高鐵軸承、IGBT芯片、車輪、牽引電機等長期被西方國家壟斷的核心零部件。每一輛高速馳騁的“復興號”動車組的背后，既有諸如洛陽LYC軸承公司等國有企業堅持不懈才得以攻克高鐵軸承的技術難題，也有北京天宜上佳這樣的民營企業默默耕耘，打破國外對于高鐵剎車片的市場壟斷。

　　“華龍一號”核電機組背后，則站著來自寧波的民企天生密封件。這家以生產高壓鍋密封圈起家的企業，八年磨一劍，終于攻克了“C型密封圈”的技術難題，打破了美國長達半個世紀的技術壟斷。在中國空間站“太空細胞學”第一課，鮮艷五星紅旗下，安裝的是由寧波永新光學研制的我國第一臺太空顯微鏡。寧波永新光學還先后承擔了嫦娥二號、嫦娥三號、嫦娥四號等星載光學鏡頭的研制，并參與“鵲橋”號中繼星光學相機鏡頭的制造，為更多探索太空的“大國重器”鑄就一雙雙見微知著的“眼睛”。

　　三、“技術卡脖”呼喚民企定向攻關

　　國家發改委等部門聯合發布的《關于實施促進民營經濟發展近期若干舉措的通知》明確提出：支持民營企業參與重大科技攻關，牽頭承擔工業軟件、云計算、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基因和細胞醫療、新型儲能等領域的攻關任務，而這些領域，正是西方國家對我國實施關鍵核心技術壁壘的重要所在。將民營企業納入上述攻關任務，將會極大提振國家科技攻關的能力和效率，更好、更有針對性地解決技術“卡脖子”問題。

　　2018年，《科技日報》曾系統梳理了制約我國工業發展的35項“卡脖子”技術，涉及芯片、操作系統、觸覺傳感器、真空蒸鍍機、醫學影像設備元器件等，上述領域基本涵蓋其中。這份清單的出臺，也讓我們充分意識到，“卡脖子”技術不光是光刻機、盾構機這樣的大殺器，還包含微球、光刻膠這樣的小家伙，更有操作系統、核心工業軟件這樣的隱形殺手。這些需要優秀的、有實力的民營企業，立足自身專業積累，參與重大科技項目的聯合攻關。

　　提到深海探測，我們擁有的“蛟龍”號、“深海勇士”號和“奮斗者”號三臺載人深海潛水器，已為很多科技迷所周知，但是水下連接器卻是大眾最為陌生的35項“卡脖子”技術之一。為此，民營科創企業藍梭科技深度參與了“奮斗者”號全海深載人潛水器等“大國重器”水密連接器傳輸組件等研制工作，為我國成功突破水下連接器技術壁壘做出了重要貢獻。

　　在寧波，江豐電子二十年如一日，始終致力于高純度濺射靶材的技術難題；長陽科技孜孜不倦、深耕光學反射膜，終于打破了日韓廠商對這一細分領域的長期壟斷。正是這樣一大批優秀民營企業，經過長期不懈的努力攻關，在應對我國關鍵領域“卡脖子”問題方面，做出了突出貢獻，也是成就寧波“單項冠軍”第一城和“專精特新”第四城的關鍵支撐。

　　(作者為市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