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云：從中國發展的大歷史加深認識和正確把握基本路線

　　雷云

　　用中國發展的大歷史來看基本路線，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八大以后二十年、尤其是“文革”十年這個大的歷史段，我國社會主義事業之所以在前進中受到嚴重曲折，一個重要原因在于黨對基本路線的認識不深刻、貫徹不堅定。在改革開放以來三十多年這個大的歷史段，我國的整個面貌之所以發生根本改變，重要原因在于黨對基本路線的認識和貫徹始終十分清醒和堅定，不為任何風險所懼，不被任何干擾所惑。在未來幾十年的大歷史段中，也只有以基本路線為根本遵循，才能勝利應對國內外空前嚴峻的風險和挑戰，繼續用好大有可為的戰略機遇期，確保如期實現第二個“一百年”的宏偉目標。

　　在中央政治局2016年12月民主生活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大家要以黨的基本路線為根本遵循，認真領會和正確把握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多從人類發展大潮流、世界變化大格局、中國發展大歷史來認識和把握黨的基本路線，深刻領會為什么基本路線要長期堅持�！边@里提出的三個“大”都極富創意。本文僅就中國發展的大歷史，談談學習基本路線的體會。而這個“大歷史”，應包括黨的八大以后至“文革”、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開放和未來二三十年面臨的國內外環境的挑戰這樣三個大的歷史段。

　　基本路線的內涵及其正式形成

　　講到“基本路線”，首先要弄清楚它所包含的兩重內涵：一是指黨的根本工作路線。毛澤東于1948年《在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說，“我黨規定了中國革命的總路線和總政策，又規定了各項具體的工作路線和各項具體的政策”，但是，許多同志如果只記住了后者而忘記了前者，“就將是一個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執行具體政策時“就會迷失方向，就會左右搖擺，就會貽誤我們的工作”。黨的基本路線就是黨的總路線和總政策，它是相對于一切具體的工作路線和政策而言的，并且成為制定具體工作路線和政策的依據。二是指黨的政治路線。黨的路線還有思想路線、組織路線和群眾路線，民主革命時期曾這樣明確說過，而到社會主義時期就逐漸被淡忘了�，F在我們應當重申它是專指黨的政治路線，是相對于思想路線、組織路線和群眾路線而言的，并為思想路線、組織路線和群眾路線的實現提供政治保證。

　　黨的基本路線或政治路線的核心，是如何從中國所處的歷史方位出發，判斷和處理社會主要矛盾，據此制定根本任務。1956年黨的八大以后，“左”的干擾日益嚴重，逐漸用“以階級斗爭為綱”取代發展生產力這個中心任務，到了“文革”年代還提出了把“始終存在”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斗爭、資本主義全面復辟的危險性，作為整個社會主義時期黨的基本路線。那時世界正在涌動新的科技革命浪潮，許多國家忙于搞戰后重建，而我國卻陷入階級斗爭的泥潭中，以至比先進國家落后了幾十年。

　　顯然，這是一個牽一發而動全身的舉足輕重的大問題，直接關系到黨和人民事業的興衰成敗，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

　　現行的基本路線發韌于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那次全會決定從1979年起把黨和國家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為此必須實行多方面的改革，這就開始搭起了新的基本路線總框架。1979年3月鄧小平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重申為了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并把它確定為“根本前提”�；�本路線的構架更加明晰。1987年中央領導人的“5·13”講話，指出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是實事求是，從中國實際出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路線，它有兩個基本點，一個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個是堅持改革、開放、搞活。同年10月的十三大報告，專設“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黨的基本路線”一節，對基本路線的依據和內涵首次作了完整表述：“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黨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基本路線是：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斗�！边@一表述基本上一直沿用至今。

　　正確理解和把握基本路線的特性

　　運用大歷史觀認識和把握基本路線，根據時下實際情況，要突出加深理解三個特性。

　　其一，完整性�，F在我們講到基本路線時，往往只講“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這沒有錯，十三大就是這么說的。但這僅僅是對基本路線主要內容的概括，而不是它的全部。事實上它的內涵非常豐富，從十三大的表述看，至少有七條：一是立足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二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三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四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五是堅持改革開放；六是自力更生、艱苦創業；七是奮斗目標。其中第一條是現實依據，也就是十八大報告強調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依據；第二條是由我國現代化建設的總方向決定的；第三至五條是主要內容；第六條是根本途徑；第七條是總任務，自十七大開始在“文明”之后又加上“和諧”，也就是十八大報告制定的“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梢娤鄬Χ�言，光講“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還是不夠完整的，只有顧及這七個方面，才算比較全面。

　　其二，統一性。這有兩層內涵：一是“一個中心”與“兩個基本點”之間的統一性�！耙粋�中心”反映了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的科學理解，對人類發展大潮流、世界變化大格局、中國發展大歷史的準確把握。努力把經濟搞上去，盡快發展社會生產力，把可以用來分配的“蛋糕”做大做好，是人類世界尤其是當今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和頭等大事。鄧小平說：發展才是硬道理。十六大報告說：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皟蓚�基本點”說到底都是為“一個中心”服務的，都要服從“一個中心”的需要。二是“兩個基本點”相互之間的統一性。如果說對前一個統一性全黨全民已大體有了共識，那么對這后一個統一性還未形成高度一致的意見。自十三大以來，報刊上有大量文章闡釋了中央高層的戰略思維，一再強調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改革開放是強國之路，立國之本為強國之路確保正確政治方向，強國之路為立國之本注入新的時代內容，兩者相互依存，相輔相成。以上兩個統一，表現在哪里呢？就表現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中。是否真正實現了統一，只能用這個實踐來檢驗和衡量。

　　其三，戰斗性。貫徹執行基本路線是一種主體行為，本身就存在把黨和人民事業往哪兒引的問題，舉什么旗、走什么道路的問題，難免同一切錯誤傾向開展斗爭。1948年毛澤東的那個講話，就已指出忘記了黨的總路線總政策，就會在具體工作中左右搖擺。貫徹執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基本路線，同樣也要既反右也反“左”。比如，“一個中心”與“兩個基本點”本來是統一的，兩者是唇齒相依而不是相互排斥的關系，要是把它們割裂開來，用這一個來否定另一個，就難免發生“左”或右的錯誤。又比如“兩個基本點”之間也是統一的，既不能用僵化的觀點來看四項基本原則，否則就會回到“左”的時期斯大林模式的歷史老路；也不能用右的觀點來看改革開放，否則就會走上全盤西化的資本主義道路。應當看到，這兩種傾向雖經黨中央反復指出，但當今仍然存在，有些方面甚至發展得比過去更為嚴重了。

　　以上三個特性，歸結起來就是“完整、準確、敢于斗爭”八個字。事實證明，它被1956年八大制定正確路線后的“左”尤其是“文革”中的極左否定了。而八大路線實質上就是今天所說的基本路線，只是那時因歷史和認識的局限對有些問題還未點明。這段二十年大歷史的教訓可謂刻骨銘心。鄧小平曾指出“文革”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經驗，否則就不會有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基本路線。在中國發展的第二段大歷史即改革開放新時期中，盡管基本路線也受到來自各方面的干擾，但黨中央正確掌舵，堅持抵制和批判各種錯誤思潮，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用三十多年時間使中國經濟社會面貌發生天翻地覆的歷史性巨變，令國人和世人刮目相看。在未來幾十年至少是到2049年時，國內將實現第二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國際上要為世界經濟全面好轉和發展作出更大貢獻、與各個國家和地區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任務之艱巨和面臨的機遇挑戰都前所未有，在這種大背景下，堅持基本路線更是題中應有之義。

　　積極地探索新情況回應新問題

　　進入21世紀以來，尤其是中國首次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來，認為“一個中心”的提法已經過時，要求重新定義和表述中央關于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的呼聲很高，有的論者徑直提出了自己的定義和表述，用意無非是否認主要矛盾以及由此而來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有的論者提出應以社會建設、民主政治建設甚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取代經濟建設的中心地位。這種觀點在理論上是站不住的，因為任何一種社會，最根本最基礎最有決定意義的東西，是經濟而不是其他。早在1979年鄧小平就指出：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怎么比較？是比生產力的發展；1984年又指出：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要靠發展生產力。此后中央一再強調中國要建設有自己特色的社會主義，還要與西方國家搞和平競賽，看誰的經濟發展得更快速、更穩妥、更健康，顯示自己制度的優越性。近年來習近平出訪許多國家，在一系列場合發表演講，主旨還是圍繞“經濟”二字，闡釋怎樣才能促進世界經濟在曲折中復蘇和更好實現經濟全球化，也是明證。再者，這種觀點在實踐上同樣是站不住的，因為當下人民的需求是多方面、高質量的，盡管GDP總量已穩居世界第二，但經濟結構和發展方式不合理，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依然突出，各個領域亟需適應新常態補短板，為人民提供更多更優質的公共產品。同時從科學技術的角度來說，中國的生產雖然在許多領域已在世界上遙遙領先，但核心技術仍掌握在別人手里。據工信部部長苗圩稱，當今世界的科技實力可分為五個級別，第一級為核心，是美國；第二級為發達，是英、德、法、日四國；第三級為登堂入室，是俄、意、加、韓等中等發達國家；第四級為站在大門口，是中國、印度、墨西哥、南非等發展中國家；第五級為落后，其余發展中國家都在此列。我國的位置在第四級，即在大門口。于此足見我國社會生產之“落后”，也進一步印證了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五大新發展理念為什么要把“創新”放在首位。所以，要求改變“一個中心”的呼聲是很不合時宜的。

　　還有一種現象是，一個時期以來，“國進民退”還是“國退民進”的抽象爭論充斥報刊，把讀者弄得稀里糊涂。一些學者片面強調“民”字，主張一切或大部分企業搞“民有、民營、民辦”，實質是鼓吹全盤私有化的西方式改革。另一些學者則片面強調“公”字，主張一切或大部分企業搞“國有、國營、國辦”，實質是鼓吹歷史上計劃經濟時代的一套做法。這兩種傾向都涉及“姓社姓資”和“姓公姓私”的大問題。這里必須指明的是：判別改革“姓氏”的標準是什么？當然既有經濟標準也有政治標準和其他標準，但說到底是經濟標準，或曰生產力標準。列寧早就指出：“生產力狀況”是“整個社會發展的主要標準”，“生產力的發展”這“是社會進步的最高標準”。毛澤東在1945年的七大報告中也指出：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正是基于這一道理，1956年12月對資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他針對有些地方又冒出“地下工廠”“地下商店”，明確地說只要社會有需要就應允許，讓它們從地下轉為地上，提出“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的“新經濟政策”。1981年，鄧小平作出“馬克思主義歸根到底是要發展生產力”的重大論斷，把發展生產力作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1992年，他又提出判斷改革開放走了什么道路的“三個有利于”主要標準，等等。其實，1987年十三大報告，就以徹底唯物主義的觀點，說明一切有利于生產力發展的東西，都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因而是社會主義所要求或者所允許的，反之，都是違反科學社會主義的，因而是社會主義所不允許的。正是根據這一切重要思想理論觀點，1997年十五大確立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現階段基本經濟制度，2002年十六大又把它在方針政策層面上概括為“兩個毫不動搖”。十多年來，黨始終堅持這一基本經濟制度和方針政策，才有今天中國的繁榮強大。近幾年關于“國”和“民”誰進誰退的爭論，實質是離開馬克思主義精神、離開生產力標準的抽象爭論。2015年7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吉林調研時，強調“要堅持國有企業在國家發展中的重要地位不動搖，堅持把國有企業搞好、把國有企業做大做強做優不動搖”；2016年3月4日在北京會見參加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的民建、工商聯委員時，又強調“非公有制經濟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沒有變，我們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方針政策沒有變，我們致力于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環境和提供更多機會的方針政策沒有變”。這是十八屆黨中央對“國”與“民”誰進誰退抽象爭論的積極而有力的回應，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在當下乃至整個社會主義時期，這兩者都要“進”，才是不斷完善和發展基本經濟制度、進一步激活和解放生產力的正道。

　　與此相聯系，十八大以來，經�？梢月牭揭环N所謂“政左、經右”的議論，認為當今中國在政治上收得愈來愈緊，經濟上放得愈來愈寬，政、經之間不很協調，也很難協調�，F在看來，這是沒有根據的。所謂“政左”，無非是強調四項基本原則，鞏固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嚴明政治紀律，強化“四個意識”，維護中央權威。這不是帶引號的“左”，而是反映了確保改革開放、發展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大方向的客觀需要。所謂“經右”，無非是強調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同當下中國實際進一步結合起來，與時俱進地創新發展21世紀中國的政治經濟學，特別是正確處理“兩個毫不動搖”的關系，完善和發展基本經濟制度，使之既體現四項基本原則，又不丟中國特色，確保改革開放始終在堅持時代精神的軌道上運行的客觀需要。政治與經濟的這種關系，實質仍然是“兩個基本點”之間的關系。能不能正確厘清這種關系，是衡量我們能不能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始終保持一致的一個重要標志。

　　(作者為省委宣傳部原副部長、省社科聯原主席)